几年前，有记者采访柴静，问谁在采访中对她影响最大。柴静说，是托尔斯泰。就像《安娜·卡列宁娜》这本小说，托尔斯泰从结论出发去倒推人的心灵轨迹，在通往人内心世界的过程中，克服道德偏见，不美化任何一方，只是公正地呈现世界本来的面目。

一本好书中，作者对人心灵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是非判断，让我们看到人物嵌在什么样的秩序和结构当中，理性地去投入感受。多读几本书，能够让自己谦卑下来，知道这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从来不存在什么完美；不完美也不用为难自己，不怨天尤人。就够了。

一

    在二零一八年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礼上，《空响炮》一炮打响。作者王占黑是位中学语文教师，她在《空响炮》里写的是老社区里的市井民生，如棋牌室里的常客，路边摊的卖菜农民，协管社区杂务的广场舞大妈……他们大多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工人，或努力营生，或浑浑度日。尤其喜欢“吴赌”的故事，一位常年蹭公交的话痨，爱赌博，常给人带来小麻烦，也会带来些许快乐，但他的耍赖却让人恨不起来，就像面对一个为了糖果赖在商场里不肯走的孩子一样。他人生的孤独和凄凉，都在那些碎碎念里。小说中的八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生活的样貌和秩序，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活着。对他们最好的致敬，是不动声色地凝视，不刻意夸张人物的遭遇，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

成长，就是一个自己不断被欺骗而残酷醒悟的过程。

塔拉·韦斯特弗是一个从山中农村走出来的剑桥博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她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出来的人生自传。她在无比糟糕的原生家庭中长大：“我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与真理。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意志是他眼中的恶魔。” 十六岁时，在替父亲工作间隙偷偷自学，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几个月的努力过后，她收获了一个奇迹：大学入学通知书。这个奇迹改变了她以后的人生。这不是一本鸡汤书，真实地写出人性中的怯懦与挣扎，塔拉像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或多或少都要飞过原生家庭的束缚，地域的局限，别人的偏见等等，才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门罗的短篇小说集《逃离》中有八个故事，讲述的也都是主人公拼尽全力逃离当下的生活，奔赴未知的远方。卡拉，十八岁从父母家出走，如今又打算逃脱丈夫和婚姻；朱丽叶，放弃学术生涯，毅然投奔在火车上偶遇的乡间男子；佩内洛普，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某一天忽然消失得再无踪影……他们带着无限的犹豫，无奈，怅惘和迷惑的气质，逃离家庭、两性和自我。

你现在急于追寻的生活或许就是你以后急于逃离的生活，而你现在急于逃离的生活或许就是你以后回归的终点。塔拉是幸运的，她成功完成了自我救赎；但是会有更多人和卡拉一样，逃离失败，一笑了之，然后默默消化。即便不能彻底告别过去，这种逃离已然改变了人与自我宿命的格局，不再那么轻易地被环境定义。

二

有这样一所学校，在这里，没有班级、没有课程、没有考试，甚至连老师也没有，他们叫工作人员。这所学校叫瑟谷学校，用创始人丹尼尔·格林伯格的理念来说，“每个人类个体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如何发现自己擅长的领域则需要给每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以自由呼吸的空间，让他们厘清头脑里的困惑，那样才能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自己的兴趣所在。《瑟谷学校传奇》一书展现了最原生态的教育，还原学校教师和学生本来该有的样子。

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在芬兰的绘画课上，老师告诉周轶君，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画不是用来竞争的，而是一种自由表达感受的方式，而从小接受“你这不行，你那不行”的否定教育的周轶君，终于抑制不住情绪当场落泪。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制造了太多这样的委屈，还要开导孩子去反省自己和接受功利体制安排的那一切。

为了生活而学习，才是一件真正有趣的事。看起来各不相同的教育，其实它们的底层逻辑是共通的，那就是教育孩子，一定要先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人”，以孩子为本的教育，无论以哪种形式呈现都差不了。

在读到讴歌《协和医事》这本书时，才更加明白从医与从教有那么多相通之处，才知道百年协和“自省、慈悲和专注”背后的历史全貌和传奇故事。

新中国刚刚成立，林巧稚收到了开国大典的邀请函，但她没有去。她跟身边的同事说：“我是个医生，去做什么呢？我的病人更需要我，我需要守护在她们身旁。”似乎只有妇产科的工作，才是她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真实通道。她自谦道：“我愿为上帝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医者仁心。不只是简单地速记旁人看不清的病历，也不只是借助现代化的仪器做些数据分析就开药打针。从每个病人身上，可看到医学的奇妙与特别，而不是从病人的表征上来寻求这些。能从日常病房工作中接触的平凡人身上，感受他们的爱和喜悦，他们的忧伤与悲痛。无论现代医学再发达，或许都还需要华益慰医生那样，为病人先捂热的听诊器。生死无常，常包含无奈，但是对生命的体察和理解不能少。这才是医者的信念——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三

下班回到家，每次刚坐在电脑前，宥宥都会跑过来拽住我的手，往他的游戏间里走，边走边说：“你先别工作了，我这里有……”他开始向我讲述各种关于车的新奇故事，即便有时只是和他坐在地板上做个倾听者，但是他也不允许我离开。真的不能拒绝一个三岁孩子的邀请。

弗洛伊德的著作《性学三论》中讲到一个故事：一个三岁男孩在一间黑屋子里大叫：“阿姨，和我说话！我害怕，这里太黑了。”阿姨回应说：“那样做有什么用？你又看不到我。”男孩回答：“没关系，有人说话就带来了光。”诺伊费尔德的《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才是孩子成长的根据地。在亲子关系中，回应像一缕光照亮了孩子的世界，让孩子感受到了被爱、被理解、被看见。

在面对孩子时，你是园丁还是木匠？

艾莉森·戈普尼克在《园丁与木匠》一书中传递的理念是养育孩子，它不是做木匠活，誓要将孩子按照明确的模板去雕琢。相反，为人父母就像在园子里种花，旨在提供一个营养丰富安全稳定的环境，让各种各样的鲜花茁壮成长，为孩子提供一个健康强大多样的生态系统。电视剧《小欢喜》的本质是“大魔咒”，被考试紧紧箍住的家庭已变态，父母平静地接受孩子的平凡也是一场修炼。

席琳·拉斐尔是一位钢琴天才，还曾经和中国的朗朗同台演出。钢琴带给她无数的荣誉，但从未给她尊严，因为那一切成就都是在父亲的极端暴力，以及和钢琴教师的合谋下逼迫而成。她在自传《爱或奴役》中写道：“我深深喜爱音乐，但是我不需要用如此的暴力与牺牲来驾驭它”。还好，后来看到钢琴就作呕的拉斐尔，法律的武器保护了她。亲情也不能成为可以被原谅的借口，借爱勒索，是勒索，不是爱。

小喜禾两岁时被确诊为自闭症，蔡春猪开始记录他和喜禾的故事，写成《爸爸爱喜禾》。有一篇写自闭症康复机构里面的孩子们，从父母的手中跑开，犹如乱箭齐发，射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蔡爸爸说，孩子们散开的样子，是他看到过世界上最美的烟花。爸爸爱喜禾，爱自闭的喜禾，脏兮兮的喜禾，还有上不了学的喜禾。

有记者问网球大满贯得主李娜，还记得捧起那个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大满贯奖杯，究竟是什么感觉吗？李娜说，其实跟抱孩子差不多，抱着挺开心，抱久了手会酸，又担心怕摔了。不同的是，奖杯特别坚硬，但孩子非常柔软。

四

十二年前，央视《新闻调查》做过一期节目《麻柳的民主》，记录了重庆开县一个叫麻柳乡的地方，无论是修路，还是改造电网和安装自来水，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麻柳乡的农民都习惯了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并且在民主程序中学会了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如何妥协，去兼顾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民主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概念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安徽阜阳颖州南塘村，经过寇延丁、杨云标、袁天鹏这些公益人士的推广，议事规则走进了基层，并在基层决策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于是，寇延丁和袁天鹏将南塘村的试验详尽的记录下来，完成《可操作的民主》一书。他们让社会看到，民主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它发乎人情，顺乎常理。民主是一个技术活，可操作理论的阳光照进现实后，一套严谨规范的操作流程对于基层民主自治而言，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周轶君新书《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记录了那个地区许多普通人的故事——中产阶级不为面包而为自由的反抗，民众与独裁者、宗教信仰的撕裂，改革初衷与结果的南辕北辙……像森严表象下的伊拉克，多元的土耳其，还有在巨人阴影下的乌克兰等等。看到了坏民主对社会运行结构和基本伦理底线的冲击与践踏，民主不是口号和幌子，而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均衡发展，不能在政治冷漠和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在子民和刁民之间缺少公民，民众需要温和理性地参与。

一个瑞士中年男子举例说，在关于要不要更多带薪休假的公投中，大多数人认为假期太多妨碍经济运行，最后于个人也没什么好处。“我们习惯了对国家政策做出选择、作出决定，所以对权力也有责任感。”作者认为，瑞士的民主来自“坚定的法律保障和严格的程序限定”，因此不要只是呐喊什么思想自由，而是要呼吁能够盛放自由的坚实笼子。

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五

克尔凯郭尔指出，人生有三种绝望：不知道有自我，不愿意有自我和不能够有自我。

读书，并不是要成为读书人。用一间书房垂询世界，是要找到自我求解的方式。当遭遇种种际遇时，由内而外波澜不惊。有时会莞尔一笑，是那些书发挥了些作用。

我们可以拥有不同于自己所构想、不同于别人所描述、不同于其他人所经历的生活。新日子来临时，也不用太焦虑。人行于途，拥有无限可能。当像鸟儿突破束缚，飞往要去的山。

【撰稿：赵学东】